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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德庸:人需要适度放慢自己的脚步
时间:2014-06-17   点击量:

来源:《心理月刊》

朱德庸,台湾著名漫画家,漫画专栏在台湾有十多年的连载历史,其中《醋溜族》专栏连载十年,创下了台湾漫画连载时间之最。漫画作品《双响炮》、《涩女郎》、《醋溜族》等在内地青年男女中影响极大,拥有大批忠实读者。其最新作品为《大家都有病》。

  朱德庸 关于病态世界的描述

  “这是一个一半的人以正确的方法做错误的事情,一半的人以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的世界。”

  “认为这个世界是喜剧的人会找乐子,认为这个世界是悲剧的人会去找药方子。”

  “世界是一个疮疤,而大部分人只看到贴在上面的绷带。”

  “电脑让我们停止社交,手机让我们盲目沟通,商品让我们不再思考,业绩让我们激发贪婪,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假人世界。”

  ——摘自《我们大家都有病》序

  他坐在一方矮矮的石柱上,身旁是几杆绿意葱茏的修竹,一条铺满碎石子的花园小路曲曲折折无尽延伸,充满禅意,——他就只是这么极安静地坐着,几乎没有任何言语。仿佛在沉思,也仿佛老僧般短暂入定,一扫刚才接受访问时冗长叙述带来的短暂热情。偶尔低头摆弄着自己的眼镜,沉旧的款式,琥珀般的黄褐色。或许是一副老花镜。即便是当他抬头注视着镜头,你也会发现,此时的朱德庸,已经悄然退隐到了自己的内心里。

  是的,无人打扰,对他来说是最好。“我更喜欢宁静的生活,不喜欢被人家打扰”。他坦言每次来大陆“跑完公务”后,回到台湾花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把状态重新调整过来。“把自己重新清洗一遍,去掉沾染上的那些浮躁与聒噪之气。”对此,他有些无奈,“但是,人还得需要适度的让步与妥协。”

  这与他的敏感、自闭,甚或是矫情和不懂人情世故统统无关,只是一个人的选择态度。毛姆在其名作《刀锋》的扉页上,曾引用印度《奥义书》的一句话,大意是一个人如果在30岁还不觉悟,那么这个人的人生恐怕就没什么希望了。“其实我认为,大多数的人,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: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我要过何种生活,我的价值在哪里。这是一个人的觉醒,如果你不这么经常问自己,你就会非常不快乐,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。”

  《心理月刊》:社会病了,中国人病了,似乎已经是大家的共识,但是太多人是讳疾忌医,如您这般公然高调指出“你有病,我有病,我们大家都有病”的还真是为数甚少。

  朱德庸:我把病分为先天和后天,先天的病没什么可怕的,就像我在自序里说的那样:先天的病就好像是上天帮你关掉了一扇窗,但是他会帮你打开另一扇门。像我,有轻微的自闭,没办法跟别人交流,必须通过更多时间的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。反而是后天的病对人危害大,因为这个病是人自己找的。

 咱们先聊先天的病吧。您有过自闭症,那么对您来说,创作的过程是不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?

  我是靠创作一步步走过来的,创作的确有疗愈的效果。所有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譬如可以绘画,但未必要成为画家。也可以选择摄影,或者捏泥人,我身边就有一些这样的朋友。在这个创作的过程里,人会慢慢修复自己。人有病往往是因为他的文明性增强了,动物性少了,——这个动物性不是兽性,而是人的自然属性。当人回归到最简单的自我,就比较容易修复自己。

  这个修复的过程,在某种意义上,也是一个内在不断探索的过程?

  是这样的,人的想法会决定他的人生走向。譬如,活在这个世界上,你觉得你的个人价值是什么,你想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,这些都会决定你的人生走向。台湾有一句话,叫“一只草,一点露”,再小的一棵草,都会有露珠在上面,让它可以吸收到水分。如果你硬要把自己放大成一棵树,那么你会很痛苦。大多数人必须要思考的是,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我要过什么生活,我的价值在哪里。

  这也是您经常问自己的。

  我会经常这样问自己,不这样问自己,就会不快乐。说句老生常谈的话,生为一个人,看起来生命很长,其实很短。一个人能活到75岁,已经是比较长寿的了,但是从出生到40岁之前的时间,在我看来都是悬在半空中的。40岁之前,你所有的考虑都是世俗的,甚至是按照世俗的要求去走,去做。当你有过很多经历,人生变得成熟,才会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——况且,40岁都算是觉醒得早的,在中国,我估计要在45岁之后吧。

  这个年龄的人可能会经历所谓的中年危机。

  危机就是一个反问。大部分的人,在这个时间段之前,都是活得懵懵懂懂的,在经历外在的价值观的冲击后,才会反观自己。我一直在自由创作,但是一度也曾经不快乐。我问自己,这到底为了什么?——你的生命一定会问你:你活得到底值不值?不管你再聪明,或者再愚昧,它都会追问你,就看你是不是会重视这个声音。有些人听到了,会去想,会去做改变。生命会追问你很多次,死亡时是最后一次:直到你咽气的时候,它依旧会穷追不舍地问:你活得值不值?

  您今年已经50岁了,是否也曾经历过这种人生危机?据说一度您曾忙因为生活节奏快,压力特别大,几乎想跳窗户。

  (笑)跳窗户当然是不可能,但是我当时的确不想接受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。在我30岁到三十七八岁的一段时间,非常忙。电话响个不停,所有人都在跟你要东西。那个时候,我是全台湾专栏画得最多的,也是最持久的,画了十几年的时间,打破了四格漫画在台湾杂志的连载记录。

出版工作外,我也做广告,在台湾我第一个用漫画人物做信用卡,设计了台湾当时最有名的一家百货公司的橱窗,还设计了台湾的公益广告漫画人物……当时只要是跟漫画有关的设计,我几乎都做了,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会忙到什么程度。

  这么忙碌的时间,你是如何突然顿悟的,就是告诉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

  当你忙到一个极限的时候,出于惯性,你是无力也无法自拔的。但你需要有一个清醒的人告诉你,那个时候是我太太在提醒我。她已经跟我沟通过许多次,但是我停不下来,于是她让我做最后的选择:要么离婚,要么就此停下来,所以我才刹车。如果当时不听太太的话,继续忙碌下去,我可能会比现在更有钱,更有名气,但是可能会有一个很惨的结局:把我对生命的热爱全部消耗掉。当我决定停下来,等于把大好的市场拱手让人,但是现在看来,都是值得的。

  停下来之后,您就开始慢调生活了。《大家都有病》一个观点就是主张大家要过慢生活,您自己是如何身体力行的?

  举个例子,2008年,《绝对小孩》卖得非常好,一上市就卖了100多万册,但是我在出第二本的时候,已经是两年后了。按照一般人的规划,应该是赶紧趁热打铁,半年后就应该乘势推出第二本新作品。然后保持半年一本,半年一本,推波助澜,形成市场影响力。但是我不想变成赚钱的机器,我寻求的是生活。所以,在台湾,我就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。我早些年去美国的时候,有一个经验震撼了我:有一个美国朋友,都是工作半年,然后旅行半年。慢是一种人生态度,人是可以放慢自己的生活脚步的。

  个体生病尚可自我疗愈,整个社会也生病的话,恐怕就令人堪忧了。您是从何时开始感觉到这个社会生病了的?

  1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大陆,之后每年大约都会来一两次。这个过程里,我发现台湾本来是很有钱的,慢慢地开始变得没钱;大陆开始是比较贫穷的,这几年慢慢变得非常有钱。经济的降落与飞升,都导致了人的混乱。这个混乱体现在人的欲望上。对于台湾来说,人的欲望已经被挑起来了,但是现在钱不够多了,它就显露出一种不适应;大陆有了钱之后,它的欲望也膨胀起来了,因为它之前从来没有拥有过什么,所以,它的欲望更是大得让人可怕。这给我带来思考:为什么中国人会是这样?贫穷的时候,会把心里的魔鬼唤醒;富裕了之后,会再把心里的魔鬼唤醒。说得更难听些,贫穷会毁坏他一次,富裕会再毁掉他一次。

  这也是很可悲的。 

  是很可悲,台湾从没有钱到变得富有,这个过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长一些,但他们仍然还是会被财富扭曲。

当大陆短短几年突然变得富裕的时候,更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财富,人们开始把财富由对生活的提升而转换成对物质的需求,以为所有的生活品质都是建立在物质与财富的基础之上的。这意味着,人对物质其实是陌生的,人被物质扭曲,会变形。我就想,难道亚洲人就这么可怜吗?难道亚洲人永远要跟随西方人的脚步吗?我们已经移植了西方发明的商业模式,难道我们还要再追随他们病态的消费模式?

  这种病态心理就是对物质与财富的依赖。 

  不只是大陆,台湾和日本的情形完全一样,人们都把时尚当成制服来穿,追求各种名牌的东西,手表,包……都是这样,人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。这是时代造成的。另一方面,社会也从来没有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价值观.我们没有被教育,所以没有抗体,就对任何东西照单全收。

  有许多观念我们可能不知道,但不代表它们不存在。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,因为他们的教育方式,会鼓励一个人成为他自己;我们的教育是让所有人成为同一个人。所以,人必须明确自己的界限。到了这个界限,人应该适度停下来,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如果继续贪婪下去,就会生病。

  所以,治疗贪婪疾病的药方是什么?

  让自己慢下来,去发现内心的真实所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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